杨军到腾冲调研全国文明城市整改复牌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作

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

通过上面三个例子可以发现，三纲本义与狭义之所以难分，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狭义是本义的方式，而本义是狭义的目标。[25] 參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子通书》卷2《通书·乐上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28页。

[6]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50页。由于狭义的用法同时也包含了本义，可以说，狭义三纲还是以本义为宗旨的。可见这是从本义说三纲。从字义上讲，纲者，张也。[15] 阎鸿中：《唐代以前三纲意义的演变——以君臣关系为主的考察》，页60、61。

它是董仲舒、《白虎通》等提出来为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并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了两千多年。太宗以天子身份做出了乱伦之事，包括杀兄夺位、杀弟夺妻等，这些当然是破坏了狭义三纲中的名分关系。他没有把战国后期的诸侯王对象化，看看谁符合这个王者标准。

至于拒斥儒家纲常名教约束的满街都是圣人，其解放个体的作用更是毋庸多言。我至今还是认为那是一个临时性的说法，甚至更直白地说，那是一个应急性的说法。传统儒学不仅具有孟子吾善养我浩然之气、说大人而藐之的重视个体传统，而且在制度的原则上，也具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种平等地重视个体的要求。其败在他的外在超越进路的阻断，而不在他的干政，干政方面他实际上可以说是成功的。

王阳明算是政治介入很深的儒家中人。无外在，即无超越基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固然很多，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儒家与权力的关系，以及与超越问题的关系，密切相关。这中间，董仲舒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唯其如此，儒家才会走上内在超越的抗拒之路，历史上儒家通常不会认为任何一个皇帝是圣人。两位学者出于对当代儒学之出路的现实关切，就儒学史上的内在超越问题及其与世俗权力之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剖析，从而对两千年儒学发展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提出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材料，非常震惊：连黄宗羲都认为康熙讲的儒学很高明，就是道统。但因为思想张力不够，所以未能凸显天人关联的紧张结构。这个权力结构体系很有意思，涉及我们今天的话题中的超越、权力和儒家。第三层，世俗权力决定了与上帝沟通的内容。

以《大宪章》（Magna Carta）为例，这么一种宪政共和形态的东西，它的基本前提是世俗权力（power）的多元性，或者说是多元权力格局。教权和王权之间是互相独立的，没有依附关系，教会具有自己的独立生命形态。

它不过是儒家两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而已——一是思孟的内在超越路线，一是荀学的外在超越路线。周公不仅问天，而且告天，即向上帝报告自己的想法：他祭告先王，是采取的筑坛祭天的形式，因为武王的生死、周朝的天命最终是由天即上帝决定的，而不是自己的先祖先王就可以决定的。

儒家完全缺乏这样的传统，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像蒋庆说的那样，满心期盼圣王的出现。如果董仲舒致力且成功建立一个教士集团，譬如将太学生有效组织起来，那么情况就很可能完全不同了。但遗憾的是，儒家一直没有获得自己的独立生命形态，而一直是世俗权力的臣属。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变来讲，尽管自觉秉承儒家价值理念、坚韧接续儒家传统、坚定支持中国现代转变的儒家学者，确实给出了富有创意的现代儒家论说，但不能不直率地指出，在所谓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现代儒家理论建构进路中，照着讲的学理性延续与接着讲的原创性建构，其实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参照着讲的尴尬。因此，儒家以神圣权力限制世俗皇权的宗教通路，就完全被堵塞了。中国当下的裙带性腐败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中西思想特质的异同辨认相反相成的一种必然走势。即便是一个批评世俗权力的俗世间的高位争夺，有时候也需要付出性命代价。

从中间一个难题说起，Transcendence与Transcendental这两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预设了一个外在的东西。因此，内外在超越说真是既不足以用来概观中国文化，当然也无法用来概观西方文化。

我通过大致的梳理，否定了他们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说：说内在超越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这个判断是不能成立的。我之前写过一篇讨论内在超越的文章。

进而言之，如果将内在超越界定为内心先期具有认知和收摄万物并且实际上实现了这一目标的话，那么，中西思想中都出现过这样的想象。孔子被称素王，经叔孙通与时俱进、学会与权力磨合，后学渐入权力中枢，与俗世共舞、与权力同在，成为儒学书写其与政治互动史、内嵌史的基本模式。理念是目的，事物是手段。儒家要想逆袭成功，除开前述三个革命性突破以外，需要以三个具体的解放为实质性条件。

国家权力一旦支配了神圣权力，占卜也好，龟筮也好，最多也就是微言大义罢了。如此，在神面前，人人平等。

世俗权力、尤其高度发达、极度成熟的皇权，把儒者人性的一面高度张扬，并由此遮蔽其神性的一面，宗教神迹便无从萌生、无法传播、无意整合人心、无力对抗权力。但仁人不常有，外推非常态。

那么，当时的儒家为什么要强化内在超越的特征？他们究竟是要对抗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对抗世俗权力。而同时由于董仲舒自认代表天，仰观天文，俯察人文，所以才有胆量去写批评汉武帝的折子。

这些是我最近的思考，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想清楚，所以一直迟迟没有动笔。四 至于儒家将来该怎么样，特别是在超越问题上该怎么办，我一直没有想清楚。当时，神圣界的代言人就是巫史，占卜、祭祀都是巫史的职责，他们负责沟通人神。这些凸显个体及其平等性的底线原则被鲜明凸显出来，完全可以抵消宏大的集体话语对中国建构集体行动如何可能的现代共同体，发挥出的巨大负面作用。

但是，内在超越未必就好。其实孔子也有这种客观化思绪，所以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汉武帝其实并不是特别信任董仲舒，因此让他相骄王，这是一个政治风险很大的位置。我们倒是应当思考这样的问题：儒家当时究竟为什么要走上内在超越之路？原因何在？为何非得走这条路？假如不走这条路，又会怎么样？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关键词权力有关，即是政治哲学的问题。

其实荀学也不是直接规划政治生活的进路。当然，儒家其实一直在做对抗权力这个事情，但每次都归于失败。